受伤后，没有保险只有拐杖

2005-7-20 6:52:46 来源:东方早报编辑：szbx 点击：

    当限薪令颁行之后，“高收入、高风险”这样的词语也不能为足球粉饰太平了。事实上，中国足球运动员中的绝大多数一直暴露在高风险之下，忍受煎熬。在更大的环境中，因伤离开的所有运动员都不得不面对失业和生活压力。这就是为什么那些举重、击剑选手退役时表现出极端落寞。市场化无疑可以解决中国体育的很多问题，对于伤病后的保障也应如此。
伤病，运动员生活一部分
    伤病是足球运动员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拉伤大腿，明天扭伤脚踝，都是家常便饭，如果小伤还好，但如果是断腿，那可能就要断送职业生涯了，然而，足球场上断腿的事件却层出不穷。这不仅使球员身体受损，而且踢球是他们维持生活的惟一手段。
    继去年的“刘玉健断腿事件”之后，今年河南建业的队长苏斌又遭遇断腿。“其实这已经是我第二次断腿了。”而立之年的苏斌无奈地表示，“一个足球运动员一生断一次腿，就已经够受的了。”这次受伤后，苏斌感觉自己“希望不大了”，因此下决心不让儿子练足球，“还是学网球吧，隔着网打，顶多也就拉伤而已。”
    断腿，对于足球运动员来说是致命的，这不但意味着至少要休息三个月以上，而且还要克服巨大的心理障碍，因此要恢复到原先的状态非常困难，很多人会就此退役。
    申花队的杨光就是典型的例子，自上次受伤之后，他就失去了主力位置，申花一度想将其转走，后来他虽然留了下来，但状态已大不如前，几乎不可能再回到聚光灯下。从万人注目的球星到被人遗忘，似乎就因为一次伤病。
    刘玉健受伤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还能踢球吗？”如今虽然他已经复出，然而状态却很难再恢复到从前，“这个是显然的”，他自己心里很清楚。
    从默默无名，到最终走上职业生涯，球员的付出可谓是血泪交织，然而就因为一次受伤，就会将之前十几年的努力断送，并无情掐断生活来源。对于只会踢球，没什么文化的球员来说，是严重的生存考验。尤其是那些还没出名的球员，生活成了第一头疼的问题，在现下快速发展的时代，没有文化意味着劳动力的丧失，由此他们也逐渐成为社会上的问题一族。
合同只保证极少数人
    由于对伤病的恐惧，很多运动员在签订合同时，都有这样一个条款，即如果在比赛中受伤，俱乐部应保证其全年收入，申思与国际俱乐部官司的焦点也就在于此，然而，经济状况不佳的俱乐部事实上并不愿意承担过高的年薪，毕竟队员受伤后对俱乐部的贡献是有限的，而且俱乐部已承担不起高昂的治疗费用。
    在与俱乐部签订合同的过程中，像申思这样的大腕尚有一定的话语权，可以签订保障度比较高的合同。而大多数不知名的球员，他们的未来只能寄望于自己的运气或者俱乐部的善良。
    大多数球员抱怨，法律、保险给他们的支持太过可怜，呼吁成立球员工会，以便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权益，但至今还未见到球员工会的影子。
    很多因伤病半途而废的不知名球员，既没有获得过高额的收入，又没有受到过良好的教育，还落下一身伤病，而且他们已脱离了计划经济时代了体制，在无情的市场中，谁为他们埋单还是个未知数。
中国球员代表人物·谢晖
国内买不到个人职业保险
    刚刚听完记者的采访话题，心直口快的谢晖就说：“这一点国内差远了。在国外踢球，太有安全感了。”
    谢晖表示，我们的差距是全方位的，他与国外俱乐部签订的合同，花几个小时也不一定能解读清楚，最详细的就是保险、保障条款，相对而言，国内的合同太简单了。为此，他举了两个最体现职业特点的险种。
    一是球员的工资保险。“在球员意外受伤后，住院治疗费可以通过保险分摊不说，球员的个人工资在6周后也将由保险公司承担。直到你伤愈复出后，工资再改由俱乐部支付。保费由于俱乐部与个人分摊。”
    二是球员的职业保险。“因为意外伤病导致你无法继续从事足球职业生涯，你可以得到你所保金额的全部赔偿。不一定达到医学上伤残标准，也许你表面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只是不能再从事足球职业。保额基本没有限制，但根据所保范围的不同，保费会有所不同。”
    谢晖个人在国外购买的职业保险类型是，训练、比赛导致意外伤害，不能继续参加德国甲、乙、丙三级联赛，保额100万马克，保费1万马克。“回国后，我很不适应，觉得太没安全感了，因此，我自己去找过一些保险公司，希望能买到类似的保险，但根本没有。”
    谢晖很理解国内俱乐部的处境，“要怪只能怪我们的保险市场落后。我们的险种还不及人家的十分之一，甚至一些保险专业人士还不懂体育这一块的情况，他们几乎将全部注意力盯到了容易赚钱的人寿保险上。我们在国内能买到的保险与普通人没什么差别，针对职业特点的几乎没有。”
    “社会保险方面，我们和普通人也没什么区别，但将来我们在伤病方面的开销肯定比普通人大，这些并未在保险、保障方面体现出来。而在德国，像我这样的球员，就可以享受到私人高级医疗保险，比如，看病必须是主治医生，单独病房，等等。”
中国俱乐部老总代表·王国林
保险还不够“贴心”
    巧合的是，就有关保险问题采访国际总经理王国林时，国际俱乐部正在为球员购买相关保险，“队员受到意外伤害的概率太高了，如果不分摊风险，俱乐部也吃不消啊，毕竟现在中超各俱乐部的经营状况都不是太好。”
    说到这次买保险，就不得不提一下去年杜苹场上被撞锁骨骨折一事，“当时，很多人说我们连医药费都付不起，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给队员买了意外伤害险，杜苹的治疗费用90%左右都是由保险公司承担的。”王国林透露。
    此次给队员买保险，王国林显然更积极了，“保险公司分得很细，我们几个工作人员在研究这事，希望能将俱乐部的所承担的风险降到最低。”然而，研究下来，总体还是觉得险种“不够体贴俱乐部”。
    对于申思腰椎间盘突出、祁宏韧带受伤出国治疗的高昂费用，王国林至今“耿耿于怀”，“这样的费用大部分还是要俱乐部承担，而这也是运动员最常见、花费最昂贵的伤病。”王国林希望国内的保险市场尽快能赶上国外。
    王国林觉得，中国足球距离完全市场化还有一定距离，足协领导对其“准公共事业”的定位很准确，既然有公共事业的性质，保险公司也应该更多参与进来。
金盛保险公司营销经理杨荣
运动险，没有油水的骨头
    杨荣对于运动员保险领域非常关注，从桑兰事件，到四川男排队员朱刚猝死，以及安联赞助申话等等。杨荣介绍说，由于中国很多体育项目的市场化程度不够，参与人群的基数不够大，而且没有形成国外那种“自觉投保”的理念，风险根本无法分摊掉，因此，造成保险公司对开发这一市场的积极性不高。
    “保险公司毕竟是商业机构，是以赢利为目的的，肯定不会贸然介入几乎肯定赔本的领域。与国外相比，中国保险市场的竞争还算不上激烈，大家都有肉可吃，还没到啃骨头（职业运动员专门保险）的时候。”杨荣把竞技体育保险这一领域比喻为“骨头”。
    “开发一个新险种的成本往往是很昂贵的，而且运动伤害往往又很难界定。球星的价值怎么评估？保险公司对于无法准确计算和很难预期的东西，是不会提供保障的。”基数低、难评估、高风险、高赔偿，令保险公司对开发这一市场望而却步。
    足球运动员是可以参保的，但同样的保额产生的保费，要比普通人高很多倍，至于可提供保险的伤病类型，也没有考虑到球星的特殊性。“比如韧带伤、骨折，虽然影响了球星的足球生涯，但并不一定影响他们的日常生活，因此保险公司是不会给予赔偿的。只有达到医学意义上的伤残，保险公司才会根据伤残程度决定赔付保额的百分比。住院治疗、误工费，根据具体情况浮动，但不会太高。运动中造成的瘫痪、猝死，基本可以全赔，保额是多少就赔多少。”“保险遵循补偿原则，不可能保你富贵。另外，是否有一些状态下降、行将退役的队员故意受伤，以获得高额补偿？”杨荣表示，“这就涉及一个诚信的问题，由于国内的诚信建制还无法和国外相比，因此保险公司开发这一市场的风险进一步加大。”杨荣说。
耀良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管云翔
球员受伤属于工伤范围
    在参与了国际与申思的劳资纠纷官司后，管云翔律师从法律角度深入思考了运动员的保险、保障问题，并根据现行法律、规定，提出了一些颇具建设性的意见。
    管律师认为，从目前的司法实践看，球员与俱乐部的关系构成基本可以确定为劳动关系而非雇用关系。既然球员与俱乐部已经是劳动关系了，那么按照我国《宪法》、《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也即“俱乐部”）就应当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规定为劳动者（也即“球员”）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社会保险费用中，就有工伤保险费。球员的一些伤病，可以经过有关部门认定为工伤。
    “按照目前的规定，体育行业的工伤保险费率为用人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1.0%左右。”管律师认为，尽管这一领域的法律并不完全属于空白，但缺乏合理、细致的划分，以致执行、操作难，争议多，“考虑到即便是体育行业内，也有棋类等非剧烈运动项目与足球等剧烈运动项目之分，因此，各有关职能部门在调研各体育项目的危险程度和受伤概率后，细化工伤保险费率，以便各行业真正有效地执行国家法律。”
    “当然，最好是通过出台一些政策、法规来鼓励和引导保险公司开发体育保险的险种，由保险公司介入竞技体育行业，为球员、俱乐部合理规避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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