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案我们已与事发交警队沟通协作，已掌握充分证据证明你弃车离开现场事实，并有第三方证人及证言，所做笔录现在均已由你本人签字确认。此案涉案金额巨大，你如执意理赔，我司会将此案的所有材料证据直接移交经侦作报案处理。”2012年4月30日，面对保险公司“米兰达”式的告知（类似于你有权保持沉默），一位宝马肇事车主最终在铁证面前签署了放弃索赔声明，这起涉及金额46万元的酒驾骗赔案历经150多天画上句号。

    午夜，事故车现场不见了当事人

    2011年11月的一天，苏州人保财险接到客户俞某报案称：其驾驶宝马轿车于午夜时分在苏州某地发生一起单车事故，车辆撞坏隔离栏，本车受失。第二天，俞某再次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保险车辆在宝马4S店，要求保险公司进行查勘定损。定损员第一时间赶往4S店，拍摄外观照片后，发现车辆损失严重，涉及损失金额较大。由于是在午夜出险，又非第一时间报案，定损员随即向上级提出了事故调查申请。

    接手案子的调查员老张和小周有多年定损经验，由于此案涉及金额较大，为稳妥起见，他们按照流程要求，一方面要求复查现场并让俞培元做问询笔录，另一方面至案发交警队了解情况。

    据事故当事人俞某介绍，事发时车上有四人，自己是驾驶员，且四人均未饮酒。事发后，自己有受伤，离开前去就诊，现场留有一朋友处理事故，自己并未报警，是一路人报的警。而交警队提供的报警记录显示，针对此案共有两人拨打了110，前一起报警人称自己是与此事故有关的伤者，但不知道肇事车辆及车上人员的信息；后一起报案人称自己仅为路过报警，看到事故有第三方人伤，但肇事车辆车上人员在交警到场前均已离开现场。

    午夜、事故现场没有当事人的车险案子，不由令人联想到酒驾肇事。公司调查员此刻清楚地知道，没有证据就没有发言权。

    调查员再次约见当事人俞某，就部分细节与其核实。俞某表示，自己与其他六人事发前在一家酒店包厢内就餐，均未饮酒，付餐费的是朋友杨某。事发后也是杨某留在现场协助交警处理的事故。俞某自己则在事发后不久，坐出租车离开了现场，在去医院的途中，去了朋友缪某家中，委托其将自己随身带走的车钥匙送给留在现场的杨某，以便拖车。缪某赶去现场，杨、缪二人是在现场处理完毕，车被交警拖走后，才最终离开的。

    调查期间，俞某对调查员询问的一些细节，均以头部受伤记不清为由，予以推脱，并强硬表示，在交警队出具事故责任认定书后，会委托其常年聘用的法律顾问处理该案的理赔事宜。

    46万，调查步步追踪拒赔证据确凿

    针对当事人的描述，老张和小周展开了细致的调查工作，根据案件线索，步步追踪取得一手证据，走出骗赔者设下的迷宫。

    首先，调查员前往当事人就餐的酒店，依据俞某所称的就餐人数，调取当天的包厢记录，调取酒水单。发现，当天只有一个包厢的客人人数为七人，而此包厢点了共四瓶红酒和两瓶苏打水。

    而后，在联系事发当天出警到场的蒋警官后，调查员得知，由于接警时出警警官还在一处乡镇处理事故，赶到现场时已接近凌晨一点，离开时大概是一点四十分，该时间段内，无任何表明与该起事故有关的人出现在现场。另外该车的钥匙没有留在车上，更没有人在事后送本车钥匙来。

    接着，根据俞某提供的事故当天去医院的就诊记录，调查员按照挂号发票的串号和门诊登记号码，顺利调取了俞某就诊的病历，发现医疗记录的时间距事发有四小时之久，上面显示的内容仅为四个字：头痛七天，并未提及任何与事故有关的内容。这些显然与常理不符。

    在此后的取证过程中，杨某表示，当晚他做东，并且喝了酒，一起在餐厅用餐的俞某未喝酒。按照杨某的证词，出了如此之大的事故，竟然实际车主（驾驶员）在无严重受伤的情况下离开了现场，而留下了一个之前有饮酒记录的人来配合交警处理事故，这样的描述着实让人难以信服。

    最后，调查员依据交警队提供的事故车行驶轨迹判断：事发后俞、杨等车上人员弃车离开了现场。之后，俞某又要求杨某携带本车钥匙与缪某另行坐车返回现场，查看处理情况。而杨、缪二人返回现场后，看到交警已到场处理，且拖车已到，就随即离开了现场，并未真正与交警接触，更没有直接配合现场的处理工作。

    最终保险公司分析认为，此案有重大隐情：俞某有重大的酒后驾车嫌疑，并在肇事后与车上其他人员弃车离开现场。但因损失较大，事发后为骗取商业保险金，在保险公司查勘期间提供虚假证言，未尽其如实告知义务，直接影响了保险人对案件重要信息真实性的判断，严重违反了《保险法》所要求的实事求是和最大诚信原则。而此时，定损报告已得到4S店和车主的确认，涉及理赔金额46万元。为此，保险公司主动向交警事故处理部门出具调查信息，以确保事故认定书的公正性。

    经多次的政策攻心，最终俞某认识到无法取得理赔所需的有效的警方证明，在证据与压力面前，他改变了其一贯的强硬态度放弃索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