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力量，对抗洋商

　　保险招商局成功地在洋商独霸的保险市场上，为其后的民族保险发展，打开了局面，民族保险公司逐渐多了起来。尽管保险在当时的中国还是一个新生的产业，力量非常薄弱，但是众多分散的力量集聚在一起，也是一股不容洋商忽视的力量。

　　1899年洋商成立了上海洋商火险公会，他们在佣金、折让、费率、险种、拒保、分保等方面协调一致，共同遵守。洋商势力像一堵高墙挡在了华商保险前面。恰在此时，香港华商同益水火保险上海分公司失败停业，洋商以之为口实，恶意对华商信誉进行诋毁，拒绝与华商进行分保和业务交换。洋商还采用跌价和放佣的不正当手段，排挤华商，使华商保险举步维艰。

　　1905年5月，由于美国排斥在美华工，引起国人激愤。上海商会会长、福建巨商曾铸组织全国各商会协力抵制美货，7月抵制美货运动开始席卷沿海和内地十几个省、一百六十余个城镇。国人抵制美货的同时，为不受洋商欺压，也在积极筹办民族保险。曾铸说：“目睹洋商挟资本来华从事种种经济上之侵略，深知国人非急起直追，自营银行、轮船、保险等事业，已不足与之争长短，而挽利权。”遂联合上海著名绅商朱葆三、王亭一等，筹办上海华兴保险公司。

　　但是民族保险公司毕竟资金力量薄弱，承保能力有限，分保又受到洋商的掣肘，想要与洋商“争长短、挽利权”，确实有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团结同仁力量，才能与洋商一争长短。1907年，朱葆三(华兴、华成、华安三家保险公司的总董)利用自己的威望，发起成立华商火险公会。这是中国第一个保险社团组织。随着民族保险的发展，以及公会影响的扩大，华商火险公会多次改组，1931年更名为上海市保险业同业公会。

　　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先后创立的各类华商保险公司，总计有45家之多。经过四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民族保险业终于在洋商称霸的保险市场争得了10%的份额，数额虽小，但却意义重大。

　　北洋军阀时期寿险崭露头角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熊熊烈火结束了清政府三百年的统治，消除了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制度性障碍。1914年—1918年，一战战火烧遍欧洲，欧洲国家忙着处理自家“后院”之事，无暇分身远东，让长期在欧美势力压制下的中国的工商业获得了难得的喘息之机。1919年五四运动和1925年“五卅”惨案，唤醒了广大国人沉睡的民族意识，人们以抵制洋货、爱用国货的实际行动支持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民族保险业也趁着大好形势加速了自身的发展，1912年—1925年陆续设立了39家民族保险公司，其中寿险公司就有19家。

　　1850年以前已有外资寿险公司委托洋行在上海代理寿险业务，最初只限于旅华外侨，业务量非常小。不过敞开了大门的中国很快就吸引了大批外国人，在华外侨人数快速增长，洋商开始直接在华设立人寿公司或分支机构。迨到1889年英商永福人寿保险公司制定了《1846—1900年华人死亡率经验表》后，洋商逐渐开始承保华人寿险业务。彼时，华人对寿险的接受程度并不高。

　　及至民国初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造就了大批城市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这些生活相对宽裕的人是寿险主要的业务对象。特别是在上海，这类小康人群大大增加，其中有不少人愿意购买寿险，于是民族人寿公司大量涌现。但是寿险与水火险不同，它对费率的计算、业务的管理等等，要求更为精细。不少不懂寿险原理知识和科学管理的民族寿险公司，开办没几年就关张了。1912年吕岳泉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组织纯粹华人资本，联合政界要人、工商巨绅，成立了中国华安合群保寿险股份有限公司吕岳泉曾在洋商保险公司服务多年，他虽然对寿险业务不是很熟悉，但他长袖善舞，深谙与权贵交往之道，非常重视引政界显贵、商界和金融界精英入股或进入董事会，这也成为华安在发展中刻意追求的传统。也正是通过拉拢权势人物，华安最大程度地扩大了公司的业务空间。他们甚至上书袁世凯，“今欲开通社会，维系信用，不得不赖在上者赞助扶持”，“倘蒙钧座赞助，则公司事业之扩充，当易如反掌。”1916年化安还约请到黎元洪出任名誉董事长。当然华安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于它能够充分利用“权势网络”，它还聘请了洋商寿险的精算和管理人才，懂得如何利用时局、顺应时势。五卅惨案后，华安发起“经济救国保寿”，深望举国人士，共同扶植该险种，使国民既尽爱国之义务，亦可获得对自身及家庭之保障。20世纪30年代初，华安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成为可与洋商寿险公司相抗衡的著名华商寿险公司。但随着同业竞争日益激烈以及抗日战争的爆发，寿险业务发展所需的稳定的社会环境被破坏，20世纪30年代后期，华安的业务一落千丈，惨淡经营到解放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