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旅美经济学家李运奇教授

　　　记者：2009年岁末，圣诞前夕，美国国会通过了奥巴马的医疗保险法案。美国媒体称这是政府对民众送出的一份“圣诞大礼”，中国的媒体也很关注，做了很多报道，尤其对于法案的产生、通过的曲折和将推行起来的难度，都做了大量的新闻分析。由于美国的医疗保险法案同保险业关系密切，所以中国保险业也非常关注。君自他乡来，应知他乡事。作为旅美经济学家，您如何评价这一法案的意义？

　　李运奇：美国国会通过的医疗保险改革方案确实是一份“大礼”。国内的媒体已经讨论了这一“大礼”的诸多方面，我想谈一点大家谈论不多的一个方面：这份“大礼”的成本或它的象征意义。这个医疗改革法案（HR3590），除了推出降低医疗成本的举措外，专门有一节谈“个人的责任”（Individual Responsibility）。法案要求每个公民维持“最低限度的保险”（minimal essential coverage），这种保险可以是公共保险（如联邦医疗保险、联邦医疗补助或退伍军人保险）或个人保险（由个人或公司购买）。任何人没有保险将面临罚款，而且这些罚款会逐年提高。法案要求所有大企业必须为员工集体购买医保或参加公立医保，要求小企业在税务优惠计划下提供团购医保，对原无能力购买医保的家庭提供补贴使其参保，要求所有有小孩的家庭必须让孩子参加至少一种医保。美国现在已经放弃了它信奉的“自由选择”（free to choose），要求它的公民和企业以购买保险来承担社会责任。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强迫保险”，这种“强迫保险”是美国政府和人民对“市场万能”的一种反省。当美联储过度相信市场而放松了它对银行业和金融市场的监管之时，美国最终爆发了次贷危机，而且由此而引发百年不遇的全球金融危机。当政府放任个人、企业和商业保险公司在医疗保险市场上“自由选择”时，巨大的社会成本让其难以负荷：医疗费用过高，增长过快，1/5的人付不起医疗保险，许多公司因医保负担过重失去竞争力而倒闭。所以，奥巴马的“大礼”和其“强迫保险”对中国更有启示意义。另外，像我所工作过的新加坡政府，也早在其推行的“中央公积金”的普通账户中专列保险项目，对其居民实行具有强制性的保险。

　　记者：中国的医疗体制改革近年来一直被舆论所诟病，中国的商业保险在这个领域发挥的作用和成长的空间应当是非常大的，而目前中国老百姓更多地把钱存进银行，却不是通过保险的方式来规避风险和对冲风险，您怎么看这样一个现象？

　　李运奇：中国老百姓更多地把钱存进银行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理论上说，有主客观因素制约人们的储蓄行为；客观因素包括收入、利率等。 而凯恩斯列出8个限制人们消费（或刺激人们储蓄）的主观因素，首当其冲的是预防动机和对未来的预期。从中国的情况看，人们储蓄的主要目的不外乎防病养老、预防失业、子女教育、购买住房。20年前我们讲“强迫储蓄”，指的是居民没有他们喜欢的商品和投资产品可以购买，不得不储蓄。现在则是另一类的“强迫储蓄”：中国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窄，势必让人们未雨绸缪，加大储蓄。事实上，在没有一个可以依赖的比较完善的医疗保险保障体系下，一场重病就可以把一个财务健康的家庭拖到破产的境地。所以，普通人当然要拼命储蓄。同时，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比例上升，使这部分就业人群的数量也大大增加，而这些人就业的不稳定性和收入的不稳定性也使储蓄上升。很显然，完善的医疗保险保障和失业救济制度可以释放“强迫储蓄”的压力。同时政府还可以利用税收政策疏导，并且通过市场机制发展多种金融产品，将人们对子女教育的储蓄转化为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