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高居不下，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中国的储蓄率更是高达51%。国内专家有各种看法，包括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都在2009 年几次撰文论及，多年来也有很多专家探讨如何降低储蓄率，您是央行出身，有过多个国家政府的工作经验，您以为应该如何降低中国的高储蓄率？ 

　　李运奇：从经济学上讲，储蓄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储蓄三部分。当我们讲中国储蓄率高居不下，既指它的总量，也包括它的各个组成部分。前面我已经谈到居民储蓄高的原因。总的来讲，我认为中国储蓄率高是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产物。在一个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向多元化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以前被大一统的国有企业包揽下来的风险现在被释放出来，被抛向了社会。而不够完善的金融保险体系还不能用各种保险把资金集中起来，再通过集体的能量来“熨平”风险， 也不能将大量的储蓄转化为教育贷款、房屋贷款和其他投资贷款。在一个金融发达的社会里，各类风险都可能被分散。以医保为例，美国一人一年的医疗费用大约平均为7000美元。50%有医保的人几乎完全不看病，而其余30%有医保的人仅用3000美元。所以对个人来讲，得重病花大钱的概率较小，而一旦得病，个人担负的成本极高。基于这一特点，奥巴马的“强迫保险”所带来的全覆盖、低成本医保就可通过保险最基本的“大数法则” 用全社会的保险参与来“对冲”或“熨平”实际风险。 这就是所谓的“收千家之利，补一家之亏”。 而中国的问题恰恰在于保险的覆盖面太窄、参与度太低，“大数”不够“大”，对冲风险的能力就相应很弱。这也应该是“强迫保险”的意义所在：把“大数”做大。

　　另外，回到中国高储蓄的原因，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贫富两极分化是不可忽略的。根据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的统计分析，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人收入的11.4倍，这使中国成为亚洲国家贫富最为悬殊的国家。而高收入人群的储蓄倾向大大高于低收入人群，或者说，高收入人群的消费倾向大大低于低收入人群。总之，我基本认为中国居民的高储蓄率是经济转型和经济发展过程的产物。在一个全球化的地球上，文化和传统是动态的和可变的。就是说，文化和传统的传递不只是竖向的（代与代之间），也是横向的 Horizontally Transmitted（区域之间）。我在中国已经看到新一代中国人的消费倾向大大高于我们这一代人。我相信，随着中国金融保险体系发育成熟，随着经济增长过程中贫富悬殊的缓解，中国居民高储蓄的困扰也会随之消失。

　　再来看看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高储蓄率。我认为中国政府的消费是相对低的，而其直接投资的总量和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也没有太多不同。它的高额政府储蓄表现在其庞大的对国有企业的资本转移(capital transfer)。再就中国企业的高储蓄率来看，随中国经济的起飞，中国许多企业盈利丰厚，而国有企业自1994年后再也没有向政府缴过红利，连年分红的上市公司的比例也极低，而民营企业在融资不易的环境下更是注意积累自身资金，所有这些最后造成企业整体的储蓄率极高。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企业的储蓄率大大高于其他东亚国家，如韩国和新加坡等。

　　总的来讲，我认为要解决中国的高储蓄率，分配制度的改革是必要的。试想让更多的国民收入从企业或政府流向居民部门，同时配以发达的金融保险体系，这个高储蓄率就可望降低。对政府部门的储蓄率而言，我认为，对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在国际金融投机防范体系还没有建立，国家还实行固定汇率、资本项目面临开放，且经济结构仍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情况下，适度高一点的政府储蓄率作为应对金融投机防范也无可非议。

　　采访后记

　　说来也巧，上一次采访李运奇教授还是20年前的事。当时，李运奇还不是教授，是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的第一期博士生，也被称为央行的“黄埔一期”。

　　当时作为《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李运奇的话题也同储蓄有关，发在《人民日报》的专访标题是《三千亿的储蓄是喜是忧？》。

　　后来，李运奇赴美留学，先后师从弥尔顿·弗里德曼（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货币学派的创始人）；罗纳德·麦金农（金融创新理论创始人），加州大学博士。做过美联储的研究学者，联合国经济环保专题项目负责人，美国关岛首席经济学家，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新加坡经济起飞之父”）的经济金融顾问。现在是美国马里兰大学教授，香港国际注册金融理财师协会副会长，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特聘教授。

　　这次还要感谢上海交大海外教育学院请李运奇回国讲学，才有机会面对面采访李教授。20年之后的对话其实话题颇为广泛，从全球金融危机到美国经济的复苏迹象，从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到新能源问题。最后成文实际是选取了谈话的一部分，同新闻热点有关，同保险有关，也同储蓄有关。

　　文中保留了一些英文是为保留谈话的原汁原味，也请读者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