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保险，摇曳沉浮两百年(3)

2005-9-9 7:05:25 来源:当代金融家编辑：szbx 点击：

　　远东保险王

　　在民族保险业蓬勃发展之时，洋商仍在继续吞噬着中国保险市场的份额。一战前英商凭借在华特权、雄厚的资金、丰富的技术经验和再保险实力的优势，率先占据中国市场。但一战后，美商保险乘英国休养战争创伤之际，逐渐渗入中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商保险已能与英商平分秋色，其中尤以美商美亚保险公司发展最为迅猛。

　　出生在加利福尼亚的史带，1919年来到“冒险家的乐园”——上海，在美丰银行老板鼎力相助之下，成立美亚保险公司。史带的脚跟尚未在他的新办公室踩实，1920年美亚承保的上海一些堆栈就发生火灾，损失惨重。美亚还没赚到多少保费，就要赔出一大笔，许多灾户都谣传，美亚要赖账了。但是出乎众人意料之外，史带甚至不惜负债，迅速处理了赔款事宜。美亚公司“被灾户深为满意，从此获得社会人士的信任，业务日有起色”。小小的美亚很快就从众多保险公司中脱颖而出。1921年后，史带在上海陆续创建友邦人寿保险公司和友邦水火保险公司，甚至利用保险资金开设了友邦银行。美亚还与英商、法商、华商合办保险公司，同时还代理了26家保险行的业务。在业务最发达的时候，史带旗下的公司占中国保险总收入的30%以上。史带只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在中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保险帝国，被人们称作“远东保险王”。他的发迹史也成为旧上海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1939年由于中国局势不稳，美亚总公司由上海迁至纽约。在经历了中国抗战、解放战争之后，1951年美亚停业，撤离上海。

　　抗战期间的“大后方”与“孤岛”

　　1937年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军队采取不抵抗政策，华东、中南地区迅速为日军侵占，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南京撤退到重庆，据守西南、西北地区。中国的西部成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为了保证战争中战略物资的供应，国民政府从1937年8月，开始有步骤地将上海、武汉的一些工矿企业迁移到大后方，规模非常庞大，大约有两年多的时间，运输的车船由东往西络绎不绝。重庆很快就成为新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保险的需求也迅速增加。

　　大后方的保险机构以8家官办保险机构为主，包括中国保险公司（1931年）、中央信托局保险部（1935年）、太平洋产物保险公司（1943年）、中国农业保险股份有限公司（1944年）等，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强大的政治后台，几乎包揽了与主要经济命脉相关的所有保险业务，形成了一个官办保险体系。其中以中央信托局保险处规模最大。

　　1935年10月，中央信托局在上海成立，经营信托、储蓄、易货、运输等业务。同年11月，为了追求丰厚的利润，以及保障自身资金的安全，中央信托局设立保险部。1937年8月国民政府为了保证内迁工厂物资运输安全，委托中央信托局保险处筹办战时运输兵险。10月开始正式办理，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当时日本飞机到处轰炸，这项业务的风险极大。保险部经理项馨吾，曾任中国保险公司副经理，在中国保险公司任职期间，曾被派赴英国伦敦考察深造，是一位保险专家，在国内外同业中有比较高的声望。他多次劝说华洋保安公司，接受战时兵险的再保险，但是各公司都觉得风险太大，不愿接受。无奈之余，国家只好全部承保。运输兵险费率较高，由中央信托局保险部视危险程度确定标准，赔付率也相当高。1939年，中央信托局还开办了陆地兵险，承保存放在国内后方，对抗战和民生有关的物资设备。为此，中央信托局特意从上海保险界选聘了13个精英，南下昆明联系业务。他们在“一切为了祖国”的信念支持下，绕过日军占领的地区，辗转香港、越南，来到昆明，顺利完成陆地兵险的组织和筹备。后来这13个传奇人物被保险界誉为“十三太保”。中央信托局的这两个战时险种，对工厂内迁，发展后方经济，充实战争资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940年后，大后方的局势比较稳定，金融界和工商界人士看好保险带来的高回报，纷纷开设保险公司。一时间，保险机构开业的鞭炮声此起彼伏，仅中国小小的西南一隅，加上抗战前就存在的，1945年民营保险公司已达到50多家。然而，僧多粥少，官方保险机构又占据了大部分的市场份额，民营保险公司竞争异常地激烈。

　　而大部分洋商保险公司在二战爆发后，就陆续撤离回国，留在重庆、昆明等地的，只有太古、怡和还在经营与自身贸易相关的保险业务，友邦人寿也在坚持着惨淡经营。

　　抗日战争前期的上海，由于日本依赖英美为其提供物资，在他们面前还比较驯良。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西撤后，日本攻占了上海，但止步于公共租界的苏州河畔。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在日占区的包围下成为独立于战争之外的“孤岛”。“孤岛”的平静，很快就吸引了众多沦陷区的富有阶层来此躲避战火。他们将所携的大量游资投放于工商业，孤岛的经济畸形地增长。上海的保险业随着涌入租界人口的激增，以及经济形势的逆转，收益也相应增加。

　　但是好景不长，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扯下了在英美面前的伪装，举着刺刀，进驻租界。进入租界后，日军就勒令上海的英、美、法等国保险公司停业，外籍工作人员被关进了集中营。日军以为将外商保险机构驱逐出去，上海保险市场就是日本人的天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由日本十余家株式会社联合投资的“东亚火灾海上再保险株式会社”，却在中国人高涨的抗日情绪下毫无作为。后来，他们转换策略，与太平保险公司合资开办了华商名义的“通惠水火保险公司”，但不久人们了解到该公司的日资背景后，都对其“敬”而远之。日商保险始终没能控制上海的保险市场。

　　与上海日商保险公司的冷清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商保险业的异常繁荣。由于日伪政府滥发伪币，物价飞涨，投机囤积物资之风盛行。一些新发展起来的银行、钱庄、工商业者，以及有保险业务的掮客，竞相投资保险业。但是他们并不志在保险事业的发展，只是利用保险公司，吸引游资，进行投机，囤积居奇，谋取更多利润。这样的保险公司，在新成立的保险公司中占3/4，整个上海保险市场无序而混乱。

　　抗战后保险业的混乱经营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迁回旧都南京，战争期间迁往重庆的官办和民营保险机构相继复员或返沪，被迫停业的洋商保险公司也纷纷复业。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再次东移，上海重新成为中国保险业的中心。

　　此时的官僚资本逐渐发展成为国家金融垄断势力。官僚保险机构在抗战时已经包揽了大部分的保险业务，而此时上海官僚保险机构的数量更是由战前的8家增加为24家，这些规模大小不一的机构，控制了企业财产、船舶、货物运输、人寿及再保险等业务，形成了官僚资本保险集团的网络。民营保险机构逐渐在保险市场上成为官僚资本的附庸。

　　战后国民政府没有对经济进行及时治理，整个国家经济秩序混乱不堪。金融市场上游资充斥，不少商人利用保险这一渠道，积聚游资，从事投机买卖，保险公司数量一时激增。1948年时，上海华商保险公司已有178家，良莠不齐，较有基础、管理水平较高的保险公司不到1/4。保险机构的数量大大超过市场的需求，以至于保险业恶性竞争的情况非常严重。不仅如此，政府大量发行货币，币值残跌，物价飞涨，保险效力锐减，已经失去了保险的意义和作用。尚有余力的民营保险公司改以银元、美金或港币承保，惨淡经营。整个保险业在解放前已陷入了瘫痪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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