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安证券也认为，保险公司应秉承稳健经营原则，合理有效规避风险，确保风险头寸在可控范围之内。

　　其次，应培育真正对投资者负责的、并且能够预警系统性风险的信用评级机构。

　　信用评级机构的失职是次贷危机得以爆发的重要原因。由于CDO和CLO等次贷相关衍生产品的复杂设计，投资者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数据、资料和能力来评估这些产品的内在价值和风险，因此，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主要评级机构发布的信用评级，就成为购买者投资的主要依据。

　　自从2000年美国开始大规模发行次级抵押债券以来，各评级机构就一直认定次级抵押债券和普通抵押债券风险并无二致。这大大促进了次级债市场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次贷危机已经初显狰狞，但各大评级机构无动于衷，直到2008年才开始大范围调低次级债的评级。仅在7月10日这一天，穆迪就调低了超过400种此类证券的评级，标准普尔在同一天将612类证券列为“观望”，并在随后两天内调低了大部分证券的评级。评级机构的后知后觉以及迟缓而猛烈的评级调整，成为推动次级债危机加速蔓延的动力。

　　我国的信用评级机构还比较弱小和稚嫩，处于发展初期阶段。但是，随着无担保公司债和各类金融衍生产品的逐步发展，信用评级机构在我国资本市场的地位将日益显著，在平衡金融市场和控制金融风险方面将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建立健全恰当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并且引入适当的竞争环境，促使信用评级机构真正做到对投资者负责，有效地预警系统性风险，成为金融市场风控定价和风险控制的核心部门。”王小罡表示。

　　再次，金融监管机制应该“前台全面而灵活，后台重点而严厉”。一方面，金融监管应该保持对前台业务的全面覆盖，不留空白，另一方面，对后台业务的监管应该强化，并且对前台业务实现适度放松，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提高金融市场运行效率。

　　美国经济学家、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爱德华·葛兰里奇（EdwardM.Gramlich）曾经多次揭示美国的金融监管存在着严重的失控问题，“次级房贷市场就像是狂野的美国西部，超过一半以上的这类贷款由没有任何联邦监管的独立房贷机构所发放。”次贷危机清楚地揭示了：美国监管机构崇尚的“最少的监管就是最好的监管”存在着过于放任自流的弊端，使得贪婪的金融机构有机会利用衍生产品的信息不对称来欺诈和误导客户，最终造成金融风暴。

　　王小罡认为，我国的金融监管和美国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错位”：美国是“前台抓得不够，后台抓得较严”，而我国是“前台抓得较多，后台抓得不够”。美国的金融监管，在后台方面比较严格，比如保险偿付能力比率要求在200%以上，但在前台方面则崇尚自由竞争，存在着较多监管空白，特别是衍生产品方面。而衍生品风险高、波动大，对公司偿付能力存在着巨大而或有（可能今年没有，但明年就有）的影响，这就削弱了美国金融监管的效力。

　　“而我国的问题在于前台抓得较多，后台抓得不够。只要后台抓不到位，那么，前台（业务开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层出不穷、无休无止的问题，这样的监管模式存在着监管资源错配的缺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也扼杀了金融企业的运营活力。另外，我国金融行业的前台监管，也存在着监管重点有偏差的问题。比如保险行业的监管偏重于准入管理，而不够注重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王小罡称，“因此，次贷危机启发我们，金融监管模式应该‘前台全面而灵活，后台重点而严厉’。”